种下最后一棵树

开车在满根农场巡视，会发现不要说3万亩，7500亩也已经大得一眼望不到边。它相当于澳门的五分之一。

来到农村，许文丽才知道，她所租赁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根据现行乡村自治法，村民委决定集体财产如何使用，村民委三年一换届。与他们签约的那届村民委，一是为了推掉林业局分配的造林治沙任务，二是为了筹集资金给村上的小学盖新教室，一致同意将村上这片最大的沙荒地承包给满根公司。

2004年，村民委换届。有一天，新村主任的一个亲戚来满根公司偷东西，被朱东送交派出所。新村主任认为丢面子，便鼓动亲信劝说村民委更改合同，重分满根的土地。在当地政府领导的干预下，这件事迅速平息了下去，但许文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即使一切顺利，满根农场的土地，也只是承租30～50年。由于“得不到完整的产权”，她决定不再把满根农场的模式复制到更广袤的荒地上。

农场能否获得采伐证，也是个不确定的问题。栽树的人等待10余年想采伐变现，必须向旗林业局申请采伐证。2008年看来是个好年头，2006年种下的最后一批树到了办证的时限，木材的价格也比2001年上涨了一倍。但每年旗里的采伐证指标有限。

满根农场的树，还承担着防风林的任务。它不仅是招商局引进投资的成果，也是通辽市林业局“5820造林治沙工程”的一部分。招商局当年的承诺，到了林业局、土地局等部门，根本就没有效力。

7年来，在这7500亩土地上，满根公司累计投资超过1000万元。这全是北京公司的自有资金，没有一分钱的贷款。

“这里的农业银行，因早年坏账太多，早已被上级剥夺审贷和放贷权。它们的职能就是吸纳储蓄和提供汇兑服务。其实质就是从原本贫弱的乡村抽血，继续输往城市，继续扩大城乡差距。”朱东到底是学金融的，说话言简意赅。

西部开发正陷入一种矛盾：土地惊人地便宜，却在制度捆绑下，受制于各种行政利益。这为经营增加了一笔难以预料和估算的成本。7年里，满根农场在技术上日趋成熟，规模上却走到“极限”。

2006年，许文丽种下最后一批树，不再准备扩大规模。

2007年12月29日，风雪越来越大，野外放牧的牛赶回了场部。虽然储存了25万捆秸秆，但到明年牧草返青前，对400多头牛的食物问题，许文丽丝毫不敢懈怠。水源决定牧草返青的时间，水源边的草地总会最早变绿，但离满根农场最近的苏吐水库和胡里斯台水库都干涸了。

在内蒙古2001年出版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苏吐水库和胡里斯台水库的名字。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几万亩玉米绿豆的种植区。上世纪50年代，西辽河上游修了红山水库，截断了水源，再加上天干，水库干涸，附近的村民便在水库底刨土种地。

西部地貌的变化正在演示一个制度悖论：过度管制和管制无效。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没有人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没有人去养护土地。所有荒地归各村民委对外发包，承包者年限不同，手段各异，但目的都是短期内从土地中获得最大价值。最后的结果就是土地几乎一年一变：从池塘变为耕地，从草场变为碱地，直到地力耗尽，成为一片沙砾的坨地。

仅希伯花镇的40多万亩土地，就有20多万亩都是荒地，满根农场不过是其中的三十分之一。“把这些荒地按5元/亩的价格出租，比全旗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许文丽说。清朝这里的王爷每年向朝廷纳贡。现在，国家为了发动当地人种树治沙，每年要为这些荒地补贴大笔钱。

“这些土地都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许文丽说。场部的书柜里有一摞农地制度和农村基层政权书籍。她还写了一篇《西部水土退化的制度性因素及对改良办法的建议》，阐明她对“制度制约土地生产力”的看法：“如果土地的产权明确并受到法律严格保护，有充分的经营期限，允许自由流转，土地就可以集中到热爱它的人手中。”

坚强的农场梦想

饭桌上，他们说起前两天被大牛踩到肝破裂的小牛犊。“犊牛岛还是很必要的。”朱东说。犊牛岛是德国农场为刚出生牛犊准备的单间窝棚，这样可以避免被大牛误伤。

技术是朱东的专长。1997年，他从中远公司辞职去许文丽的礼品公司，为公司建设起内部网络，实现无纸化办公。现在，他用POCKET PC——一台使用微软操作系统的黑色掌上电脑简化和村民之间的买卖。

当地收秸秆按面积计算。传统方法是用50米/根的绳子测量。有一次用绳子测出总长是550米，而朱东用POCKET PC定点测出的长度是600米。最后发现是村民少数了一根绳子。从此，满根农场的买卖，没人再怀疑朱东手里的黑色小方盒。

从德国带回的图纸中，有一张现代农场的整体示意图，那是一整套由沼气发动的能源启动设备。他们参观的这家农场只有80头大奶牛，1500亩地，只相当于满根农场1/5的规模，每年却有80万欧元的产值。

一个高效的现代农场，曾是许文丽和朱东共有的愿望。但他们决定不再为只有50年使用期限的土地增加投入，“顶多再加一台灌溉机，一间大牛舍和一台挤奶机器。”

满根农场的喻意是“根系丰满，枝繁叶茂”。7年之后，农场就已生长到极限。许文丽现在觉得母亲说得对，土地是带不走的，和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无法共老。

我问道：“后悔吗？”朱东说：“干的都是正事，没什么好后悔的，就是没有在北京时收入多。”

许文丽说他们这几年既没有浪费过时间，也没有浪费过钱，所以也就心安理得。

许文丽说偶尔回到北京，看到有些洗浴中心和娱乐城装修得金碧辉煌；回过头来看内蒙古的小学、医院，却如此简陋，设施严重不足。看到一些时尚消费类的杂志，纸张印刷如此精美；回过头来看内蒙古的孩子，课本是简朴的，没有课外书，有的连练习本都买不起⋯⋯

不过，她仍然觉得这块土地有希望。如果把满根农场比做一个荒地生产力的实验，“我觉得，技术上的目标都实现了，满根农场证明了这些土地是可以产生价值的。”

上世纪90年代，许文丽初涉商海，去东南沿海谈生意，看到民营经济，起步时筚路蓝缕，但星火燎原，成为了国民财富的爆发点和制度改良的推动力。

十几年后，东南沿海财富过度集中，成为资产泡沫的发源地。股市、楼市，每个被钱追逐的领域，资产价值在成倍上涨，这让许文丽“目瞪口呆”。“城市里的钱太浪费了。在西部，我才投入一千多万，土地上已经有了这么多收入。在东南沿海，有一千万的人太多了。”

在西部，荒地的存量，足以再造无数个“满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