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海外以及华光航业集团等航运业的亏损大户，已经采取措施加以挽救，它们通过财务重整，已幸免于难，正在重新崛起。
世界糖王郭鹤年。 中新社发 古唐 摄
世界糖王郭鹤年。 中新社发 古唐 摄
| 版权声明:凡标注有“cnsphoto”字样的图片版权均属中国新闻网，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使用。 |
有“世界糖王”之称的郭鹤年与政府关系一向良好，马来西亚政府便请他出山，筹建船务公司。此时郭鹤年刚刚卸下新马航空公司主席一职，也就同意了政府的提议。
郭鹤年为此开始筹集资金，首先考虑的还是老朋友曹文锦。一年前他和曹文锦在新加坡成立的船务公司，如今已经经营得很有起色，合作得十分愉快。
曹文锦同意入股后，郭鹤年又飞往日本，了解日本的船价行情，拉日本财团参与。此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期，许多企业家见日本本土的劳务、地价飚升，都在积极向海外“扩张”。郭鹤年找到一日本财团的负责人，把构想中的马来西亚船务公司的远大前景一说，该财团负责人立即表示会认真考虑。不久，他们通知郭鹤年：“郭君，我们合作！”面对航运危机，不惜壮士断腕
经过郭鹤年的多方努力，在马来西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马来西亚船务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船务公司的总资金达2000万元，其中政府占61%，郭鹤年占10%，其余的股份，则为曹文锦和日本财团所持有。鉴于郭鹤年在筹组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公司开办之初，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主席的职位。这本来是无可非议之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郭鹤年就任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主席一职，却招致了香港一些航运业人士的批评。
香港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航运业风险很大，如果不全身心投入，很容易“翻船”，也就是说这个行业需要承诺和献身精神。而此时郭鹤年投资线很广，属于那种“脚踏多只船”的人，尽管他才智过人，恐怕也难以全心投入到船务上。加上郭鹤年是传统的华裔商人，这样的人过于自信而不会授予属下足够的权力，因此不利于执行人员尽力去发展。
这些批评意见不尽正确，但郭鹤年是个极善于采纳意见的人，只要有一定道理，他都会认真考虑。所以香港航运业人士说他“脚踏多只船”会影响船务，这个意见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当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步上正轨之后，他便辞去了主席职位，而只担任普通董事。曹文锦则出任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副主席，这个职位曹氏从70年代上任，直至今日。
郭鹤年涉足船运业，是向新领域的一种挑战，这种不怕风险的精神令人敬佩。80年代中期，经营远东至北美航线的董浩云的东方海外以及赵从衍的华光航业两大集团，都陷入了困境，债务沉重，郭鹤年在航运业内同样不能幸免。
郭氏的航运业，都是由设在香港的嘉里船务公司控制的。在80年代初期，其实就已露出不祥之兆，嘉里连续多年在业务活动中出现了亏损，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危机已经出现，郭鹤年的公司却还在不断购入船只，不能不说这是一大失误。这种判断上的失误，当然不止郭鹤年一人。当时航运界许多人对前景都过于乐观，以致一大批船东蒙受巨大损失。航运危机殃及银行，很多船东买船都是向银行贷款的。航运业受灾，银行贷款无法收回的数以百亿计，航运界的危机渐渐扩大成为银行家的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郭鹤年损失了多少呢？据估计，郭鹤年在这次航运浩劫中蒙受的损失，总数在1亿至两亿美元之间，但比起其他船东及航运公司来说，这还算幸运的。郭鹤年痛定思痛，不能不佩服船王包玉刚，凭着“先见之明”，包玉刚躲过了这一劫，成为损失最小的一个。
船价确实挺捉弄人，当航运业复苏时，一艘几百万美元的船可以翻三四倍卖出，而一旦航运业不景气，则可以连血本都亏进去。
航运界专家的两种意见，到底哪一种更准？郭鹤年一时很难有明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他便作了一点小小的试探工作，他下属的克利西船务公司在1985年初购入了一艘货运船只。然而，事实证明航运业并未否极泰来，购船后克利西船务公司依然不见好转，到这年年底累计损失已达1450万美元。
郭鹤年在航运业的上的判断不如包玉刚有先见之明，这里有客观原因，因为郭鹤年投资太广，无法像包玉刚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航运上。现在已经造成了损失，这个损失与郭鹤年集团的收入相比当然算不了什么，但郭鹤年觉得自己不能再犹豫了，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堵住亏损的现象继续发生。
东方海外以及华光航业集团等航运业的亏损大户，已经采取措施加以挽救，它们通过财务重整，已幸免于难，正在重新崛起。郭鹤年为此下定决心，采取了“断腕行动”，他认识到航运业在未来的几年内仍不会有什么作为，因此果断放弃大部分投资，只保留了在新加坡的太平洋船务，基本上从航运业脱身而出。这一明智的抉择，使郭氏在航运业不再继续亏损，正应了“少亏为赚”的商界古语。海外酒店低潮，转进大陆发展。
与此同时，郭鹤年在酒店业中有大量投资，他的香格里拉酒店系列又是怎样一种境遇呢？在酒店大气候不利的情况下，郭鹤年的酒店业同样陷入低潮，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吉隆坡与泰国曼谷的香格里拉酒店。70年代是马来西亚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郭鹤年在吉隆坡开始兴建香格里拉酒店，并以此为龙头发展其他产业物业，其中就包括香格里拉广场。马来西亚的产业黄金发展期一直维持到80年代初，进入中期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酒店业已出现不景气情况。
吉隆坡香格里拉兴建之时，酒店业曾一度生意兴隆，但随着酒店的增多，生意便日渐衰落。更不景气的是香格里拉广场，这个10年后才竣工的办公场所，刚建成便陷入不景气之中。香格里拉广场是一家名为UBN控股的公司所有，郭氏集团在这个公司拥有约半数的股权。不景气的形势使这家公司连续亏损，到了1985年底，已累计亏损达2250万马币。
兴建于80年代初期的曼谷香格里拉酒店，到1986年建成开业之时，正遇上泰国经济不景气，“生不逢时”，自然也难逃厄运。该酒店在开业的头4个月就亏损了6809万泰铢，约合264万美元。
曼谷香格里拉拥有650间客房以及47间套房，耗资8000万美元兴建，投资巨大。而在开业之初，该酒店的住客率仅达25.4%，营业额头4个月只有7110万泰铢?穴约合272万美元?雪，对这样大的一个酒店来说，平均每月只有68万美元的营业额，除去开支，便只有亏损。
那么，曼谷香格里拉的营业额为什么会如此少得可怜呢？一方面，由于旅游业的热度减退，曼谷香格里拉缺乏团体“成群集队”的旅客；而在旅客减少的情况下，另一方面曼谷的酒店却有增无减，供过于求。所以，曼谷的大酒店出现亏损是很正常的事，不仅仅是郭鹤年的香格里拉亏损，其他一些大型酒店也一样。
如果说，曼谷香格里拉出师不利，吉隆坡香格里拉也“生不逢时”，那么一开张便获得满堂彩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和九龙香格里拉又怎样呢？新加坡香格里拉也在走下坡路，这家金牌酒店的盈利在80年代中期急转直下。到了1995年，营业额降为8080万元新币，盈利减少到350万元新币。
在众多的酒店中，只有九龙香格里拉的业绩比较好，入住率仍高达80%以上，这给郭鹤年不少安慰。和其他集团旗下亏损酒店一样，郭鹤年的吉隆坡和曼谷的香格里拉酒店不得不削价来招揽顾客。面对现实，郭鹤年不得不研究酒店业的现状与出路问题。
为什么许多酒店亏损，而仍有像九龙香格里拉这样业绩稳定的大酒店？除了说明香港是块经商乐土，同时不也说明酒店业并非“一片黑暗”吗？九龙香格里拉在酒店业如此低落之时，住客率仍高达80%以上，如果形势好转那就更可观了。
郭鹤年似乎从九龙香格里拉找到了希望，也增添了信心。后来在谈到酒店业时，他说：“通常，经过一段供应及需求的平衡之后，将会再一次紧随着另一个盛宴期的到来，这是一般形式。但在东南亚，至少有两个城市，我们见证了其酒店客房的成长，远超过我们所见到的，即这些城市的景象，看来是一个很长的饥馑期。”他还指出，客房的租费越来越便宜，最终将带来更多的旅客，“然后慢慢地以及稳健地，这些酒店经营者将会看到太阳的再度照耀。”
尽管郭鹤年坚信这种状况不久将会改变，但他不可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他要从别的方面将酒店业的损失补回来！进军内地！到内地去寻找机会！郭鹤年当即作出了这一决定。郭鹤年是1983年开始进军大陆的，郭鹤年的“先头部队”被派进大陆，着手考察投资项目，寻找合作伙伴。他们与北京四季青公社、外经贸部五矿进出口总公司签约，兴建该集团在大陆的第一家酒店——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不久与中国经贸部达成合作意向，准备兴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同年11月19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抵达北京，与中国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明确1997年后“一国两制”的政策。香港人心趋于稳定，股市回升，地产转旺。
一些开始处于观望不定的港商开始向内地进军，这些后来者同样充满着机会。而此时目光敏锐的郭鹤年已成先行者，他的集团在大陆的投资已如火如荼。
中华老板网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