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的“留学生”这个词汇，在100多年来的不同历史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在“五四”时期，周恩来、邓小平、鲁迅等留学生代表了一个救亡图存的革命家群体；建国后，留学生群体里走出一大批像钱学森、梁思礼等老一辈著名学者和科学家；现在，留学生代表着一股财富新势力，他们是充满激情的创业精英，将理想与商业结合，闯出了一片天地。 精选四位青年精英——雷健波、黎志良、陈立光和杨少峰——他们都是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的留学回国人员，在历经多年的海外求学、科研和工作之后，都选择了回国创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私营经济迅速崛起，创业环境获得极大的改善。归国创业，这一共同选择，折射了这个时代留学生群体所拥有的才学、意志、责任感和梦想。
把目光从那些网络大佬、投行精英身上移开，在传统产业创业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毫不逊色，正在深刻地影响中国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进程。
海归创业正掀起一轮全新浪潮。第一波创业浪潮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弄潮者是诸如张朝阳、李彦宏等一批互联网先驱。这群人带回已经在美国取得成功的“IDEA”，加以本土化改造，取得一定市场规模后拿到美国上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
现在，有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加入到归国创业的行列中，分布在不同地域、更多的行业，更加深刻地影响中国产业和经济的面貌。
雷健波：挑战未知
留着一脸络腮胡子的雷健波，喜欢挑战未知，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竟然被他做成了。他享受这种挑战的过程。
雷健波从事的医疗信息学工作，正是国内市场的空白。正因如此，他获得了由教育部发起、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科技部火炬中心联合主办的“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雷健波最初是协和医院一名儿科医生，有一年，他突然萌生对计算机技术的兴趣，于是辞了职，申请到国外去读计算机专业。对于一个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此类知识的成年人来说，大多数人会选择从本科读起，但雷健波直接申请硕士研究生课程，并奇迹般的获得了三个邀请（offer）。最终他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
求学过程中的艰难可想而知。“要想做好事情，就不要多想障碍，总会有解决之道的。”雷健波说。
哥伦比亚大学是坐落在纽约市中心的学校，这里有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让雷得到了综合锻炼。他不仅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会的主席，还成为包含十几所大学在内的大纽约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
在哥大，雷接触到了当时还十分新鲜的医疗信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医学和计算机双重背景，他顺利进入该学科攻读博士学位。
在2004年，雷健波在美国创办了华美医信科技有限公司（ChinaMedCom）。这是一家立足于医疗信息产业，并向广大医疗机构提供最具价值医疗信息化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尤其是向中国的高端医院提供全套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2006年，华美医信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把总部设立在北京CBD地区，原美国纽约公司变更为分支机构及技术发展部。
“医疗信息化是必然趋势，在这一轮的信息化革命大潮中，华美医信要利用我们的专业背景和国外资源义务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促进整个HIT（医疗信息）行业在教学、科研、应用上的全面健康发展。”雷说。
雷健波认为，目前是中国开展医疗信息系统的最好时机。这个行业潜在的机会非常大，在欧美已经接近一个成熟的行业，每一次行业协会办展会都能吸引来6000多家厂商。
目前已有很多企业在中国做临床信息系统，但在雷健波看来，他们多数是以收费为中心，而不是以医生病人为中心的系统。华美医信产品的核心部分就是帮助医生决策的人工智能，该项技术在国内属首创，在国外也非常领先。“产品专业性是投资商还没有意识到的，相信不久以后会将是一个投资亮点，我们则成为行业领头羊。”
“好的产品能带来三个改变：对于患者，改善就诊体验，增强就诊安全，降低医疗费用；对于临床工作者，提供完整的医学知识和决策支持手段，降低差错并改善工作质量；对于医疗机构，减少医疗纠纷，节约医疗成本，最佳化医疗流程；对于国家政府，共享卫生资源，规范医疗措施，合理分配医疗资源。”雷说。
回国一年来，他的团队已经开发出几项具有革命性进步的产品。目前产品已经进入了最后测试阶段，一些大的医院和专家对此表示了兴趣。
“医疗错误的解决最好的方法是IT，IT最好的是决策支持系统。”他说。目前他们已经与国外顶级的循证医学知识库开始了合作。
他立志不仅仅做产品，而是希望能够把行业的饼做大。现在中国的教学科研方面是空白的，但是产业应用却有五六年的发展。因此，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训和研究方面。
雷健波目前担任着中国医学信息学学会的北京分会常务理事，并在去年中日韩三国交流的年会上做了代表中方的演讲。目前他正在协助学会制定行业标准。在科研方面，他与协和医院合作，在代谢病和遗传病方面与之合作培养博士研究生。
黎志良：打造全球最大CMO
在美国留学和工作达十余年后，黎志良现在的梦想是，建立一个服务国际的生物药合同生产的中国基地。
回国前，黎在美国的事业已经拥有非常良好的基础。他在生物药方面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曾经负责美国NIH（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艾滋病最新诊断方法的全美七个中心实验室之一，并且在美罗氏制药公司（Roche）开发出国际上第一个定量测定HIV、HCV及HBV病毒量的全自动化分子诊断仪。同时，他还是美国密执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MBA。
去年，黎志良与人合伙成立了中美奥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总公司在美国旧金山，而生产经营放在了中国。公司在北京建立了高水平的生物药物的研发和生产基地，为国内外生物制品公司提供技术和生产服务。黎志良向记者称，公司具有独特的具世界领先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大规模高表达哺乳细胞培养技术和蛋白质纯化技术。
黎志良的创业之路并不崎岖，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发生了。
2002年，在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了10多年的黎志良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人生。他很清楚自己面临发展的问题：自己的兴趣已经不在科研，而是将科研成果商业化和产业化。
在罗氏等美国大公司，生活可以过得很舒服，但他不愿意这样养老。而独自开公司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黎志良选择了合伙创办一家公司，并引入风险投资。
这个想法并没有马上实施，因为当时的生物制药正处于低谷。考虑再三，他决定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暂时搁置自己的创业计划，转而去做创业前的“充电”——攻读密歇根大学攻读MBA。
毕业后，生物制药产业开始升温，黎志良开始与投资商联系，着手创业。最初他与一家中国企业合作，对方承诺投资1亿元，但2003年初非典袭来，该公司股价大跌自顾不暇，合作最终泡汤。
不久，黎志良又与另外一家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合作，该公司很想去国外上市，于是双方整合了资源，积极筹备上市。但不幸的是，又遭遇国家开始暂停民营企业海外上市，合作也无果而终。
直到2006年，黎志良醒悟到，把国内资本与国外技术资源整合的道路走不通，于是决定直接寻找国外的风险投资商。这个新颖的商业模式，吸引了10多家投资商。最终，黎志良选择了两家，其中一家是著名的橡子园。
中美奥达的商业模式包括三种业务：一个是提供服务，把细胞做给客户，但是工艺和培养基保密，一个是出售培养基，还有就是做合同生产。之所以选择做合同生产商，是因为做代加工的风险比直接制药低很多，但是由于技术含量高利润可观。
“我们希望利用国外先进成熟的生物技术优势，提高国内生物药物生产行业的水平。”黎志良说。
对此黎志良信心十足，他说：“生物药作为没有污染的制药产业，发展只有有10年，在欧美迅速增长，但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落后。而且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非常低廉。”
黎告诉记者，在中国生物医药市场中，中美奥达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以病毒疫苗为例，中国的大部分病毒疫苗需要贴壁培养，并含牛血清培养基，且产量低，成本高，更重要的是不安全。因为有多种被污染的可能性，比如疯牛病。目前，国外早已不使用牛血清素。
有的国内企业在进口国外的培养基制药，但成本太高。“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让不含牛血清素的培养基够国产化。事实上，我们的培养基不仅是无血清培养基，通过细胞悬浮培养，杜绝动物源性污染，还简化下游工艺，大幅降低了成本，大幅提高了质量。“作为一家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中美奥达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培养不同的培养基。在价格上，“比国外进口的要降低90%的成本。”
同样，对于单克隆抗体药来说，中美奥达的产品也具有个性化、国产培养基、提高单个细胞产量、提高细胞密度、合理生产工艺流程等方面的优势。
正是由于这些技术优势，成立仅半年，中美奥达就签下美国和中国大中型生物制药企业的合同研发的五张单子，预计在一年内就可实现利润。目前，中美奥达正在与美国礼来公司洽谈合作。
生物制药产业正在拥抱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在过去三年中，全球实际年销售额复合增长率高达35%，因此生产需求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3%，全行业反应器使用率将从2005年的 60%到2011年增至85%。
中国市场才刚刚起步。黎志良举了一个例子。一个100人团队的CMO（医药合同生产企业），按每年接10个订单计算，在美国做亏本至少10％，但在中国将获得纯利50％。
今年上半年，中美奥达要把生产区扩张到500平米，并将30升的反应容器变成250升。“我们希望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世界最大的生产基地。”黎志良说。
下半年，黎的计划是开始临床用药物的生产。目前已在亦庄建设一个2000平米的生产基地，建成一个2000升的反应容器。
陈立光：释放通信增值业务的能量
你也许听说过电子传真，但却不一定知道陈立光的远特通信，它是中国第一家从事该业务的公司，也是目前该业务方面最大的公司。
目前，美国有4家专门从事电子传真业务的公司，最大的一家是efax.com，每年以25%的速度发展，目前有1.5亿美元的销售额，在纳斯达克的市值高达15亿美元。去年，efax.com提出要参股远特通信，但陈立光不想卖。
远特通信的策略是与巨人合作，其FAX99电子传真业务，是与中国网通、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合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出的电信增值业务，是中国电信商务领航，中国网通宽带商务和中国铁通商务新动力的应用系统提供商。
陈立光说，电子传真业务主要针对的是传统的传真机业务的局限。所谓电子传真，就是该公司为客户提供专用的终生不变的当地电话号码，送到该号码上的传真会以图片形式发送到客户的Email信箱里以及手机里。无论身在何处，客户能上网即可收到传真。
反之，客户还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可以上网，就可以通过Email发送到世界上任何一台传真机上。
陈立光还为集团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他们根据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流程和需求而开发的实现无纸化传真，移动办公的传真系统(软硬件一体)，能有效提高用户的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该系统支持电子签名，电子盖章，和公文流转，并能无缝地连接到公司现有的OA系统或内部管理系统。
“90%的公司要使用传真，尤其是贸易物流公司，目前中石油、中海油都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他说。
电子传真业务的基础是，要与各地的运营商绑定，并由中国电信、中国网通提供真实的传真号码，这一点远特已经做到了。目前100多个省市都已经开通了这项业务。陈告诉记者，最初是北京，接着是广东，后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客户纷纷找上门来。
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陈立光去国外读了工程硕士，在咨询公司中工作几年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MBA，随后供职于甲骨文公司（Oracle）。
2004年12月，他离开Oracle开始创业。创业道路也满是波折。最初他选择做voip业务，并攻克了技术难关，然而由于该项业务对运营商的冲击太大，国家的政策迟迟没有放开。
困境之中，他选择了电子传真。“选择这项业务时，很多人觉得太小了，可是我认为潜在市场非常大。这项业务需要的投入大，还需要对市场的教育。因此门槛也是很高的，竞争会比较小。”
正如陈立光所说，这个业务的门槛比较高，首先是投入大，需要在各地架设服务器，远特最初的投入就有700万。其次，获得电信运营商的支持也不容易——获得电话号码资源——这是至为关键的又是基本的一步。此外，还要达到电信运营99.99%的技术可靠性。
陈立光告诉记者，去年远特实现了1500万的营业额，今年要达到8000万。目标是40万的付费用户。
杨少锋：探索远程教育商业模式
2006年3月，杨少锋在一个住宅小区里用10万元开始创业。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给公司起名为“七易时代科技”。
自7年前回国后，杨少锋一直在做远程教育系统，希望通过他的技术创业，“但一直都在交学费。”杨对记者总结道：“主要是商业模式没有找到门路。对市场把握不够。IT市场的特点就是边际成本低，对市场的、对资本的要求很高，因此商业模式至关重要。”
2000年时网络经济火热，杨少锋拿出自己的远程培训系统，与从事英语教育的新东方以及一些北京的考研班合作，把系统卖给他们。但出售方式使产品大幅贬值，价格从十几万跌到后来的几千块。
2003年以后，杨少锋开始反思，认为北京市场太小才导致这次失败，于是与人合资在深圳、上海开分公司，大举拓展市场。结果分公司不但没有带来业务增长，反而成为北京研发中心的负担。最后与合作方发生了分歧，杨少锋放弃了所有权益，离开了公司。
一败再败之后，杨决心自己单干，寻找一个正确的商业模式。“过去没有重视知识产权是失败的根本问题。”杨说。
因此，当前的商业模式不再出售系统，而是始终持有知识产权，采取与客户——也就是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分成的方式，通过出租服务器、带宽以及提供技术安装培训和售后等全盘的服务为主，甚至帮助客户进行管理和定价。不仅使他们免除了自己运营网络教室的麻烦，还减少了50%的运营成本。而杨少锋也尝到了规模化生产的好处，北京的各种培训机构，行业协会都成为了他的客户。今年，他还要在广州、上海推广业务。
杨少锋表示，公司的技术优势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是成长的最根本保证。七易时代的产品主要是网络培训平台，视频压缩技术最多10秒的等待时间。“培训市场会越来越大，目前还没有一个巨无霸的培训平台企业。我希望能够在2012年上市，为此，2009年我们将计划引入战略投资者。” （《中国投资》杂志 杨海霞）
中华老板网编辑部
